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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与悼念:吴梅村诗歌中的金陵意象抒写

时间:2017-10-30 11:45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摘要:吴梅村是明末清初的重要作家,在他的诗歌创作中,有大量描写金陵在鼎革前后不同景象的作品。这些金陵意象的诗句抒写了明清政权鼎革所造成的政治兴亡、文化盛衰和百姓荣辱的时代内容,反映了诗人对于前明政权的追忆和悼念,对当下的不满和无奈。 关键词

  摘要:吴梅村是明末清初的重要作家,在他的诗歌创作中,有大量描写金陵在鼎革前后不同景象的作品。这些金陵意象的诗句抒写了明清政权鼎革所造成的政治兴亡、文化盛衰和百姓荣辱的时代内容,反映了诗人对于前明政权的追忆和悼念,对当下的不满和无奈。 

  关键词:梅村诗歌;金陵意象;文化蕴含
在明末清初的大时代里,伴随着朝代更替的战乱与华夷之防的彻底崩溃,很多人在甲申、乙酉之际纷纷逃离北方,来到南京。他们或遗民、或布衣、或贰臣,在家国沦丧的处境下,用诗文书写着漂泊的遭际、动荡的战乱、兴衰的政权;而这些兴发之感又总是和南京的一事一景结合在一起,让我们透过诗歌来体会诗人们的辛酸感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就是吴梅村。其诗歌中有关金陵的种种人事物无不是绝佳的金陵意象,透过这些意象所折射出的文化蕴涵更是代表了金陵形象的深层结构。本文的任务就是将鼎革前后金陵的不同意象书写做一个归纳与分析,在归纳分析中挖掘诗歌中金陵方方面面的形象变化,尝试为这些鼎革前后不同的变化寻找可能的原因。
一、宫陵祖庙:文治武功的兴亡寄托
吴梅村在顺治十年北上,到达南京。据《吴梅村年谱》:“四月初,……谒马国柱……请免予向清廷举荐。十日,往游明国子监故址……道遇原国子监南厢园叟,为指点旧基……伟业作诗以纪之”。这首诗就是《遇南厢园叟感赋八十韵》,梅村在这里抚今追昔,缅怀了前明的诸多遗迹,其中体现金陵文治之处的就是明太祖庙与南京明皇宫:“高帝遗衣冠,月出修蒸尝。图书盈玉几,弓剑堆金床。承乏忝兼官,再拜陈衣裳。南内因洒扫,铜龙启未央。”明朝初年,太祖朱元璋定鼎南京,洪武与建文两朝均以此为都城。后来,燕王夺位,迁都北京,但此前南京的一切机构设施均保留下来,其中就包括皇宫与太祖庙。吴梅村在这首诗中追忆了太祖庙与南京大内的肃穆与威严。当然,肃穆威严并不是直接刻画,在这里诗人用“月出修蒸尝”反映太廟祭祀的准时有序。所谓“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故庶民安”,宗庙之事自古就与社稷的稳定息息相关。这里“蒸”为冬祭,“尝”为秋祭,每月祭祀不忘,香火不绝,其实也是代表着政权的延续和国祚的绵长。同样,在描述大内时,用了一句“南内因洒扫,铜龙启未央”,南京明皇宫早已不是皇室的长住之处,但依然有专门的人员打扫护理;宫门巍峨,依时而启,依时而闭,一切都井然有序。传统社会中陵庙与皇宫的有序就是象征着政治的稳定,国家的太平。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宗庙与皇宫是皇权的表征,皇权稳固关系着政局的稳定,而庙堂之事与江湖之忧又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诗人此段“言在此而意在彼”,书写的是大内宗庙,实际传达的是对大明江山和政权的缅怀和悼念。
但政权更替之后,金陵却是另一番景象。“钟陵十万松,大者参天长。根节犹青铜,屈曲苍皮僵。不知何代物,同日遭斧创。前此千百年,岂独无兴亡!况自百姓伐,孰者非耕桑!”作者没有直接描写明太祖的孝陵,而是把笔墨倾注在孝陵的松树上。“根节犹青铜,屈曲苍皮僵”突出的就是松树的年代之久,十万株松树都是这种寿命长久到根部如青铜般扎实坚硬,树皮厚实到僵硬发青。孝陵的松树如此,孝陵也是这样长久延绵。明王朝的国祚当然与其也是平行延续的。可这样的松树现在怎样了呢?“同日遭斧创”!至少生长了三百年的孝陵松被砍尽伐光。如果说这是改朝换代之际“岂有完卵”的悲剧还可理解,但这不是满洲的八旗子弟所为,是谁?“况自百姓伐,孰者非耕桑!”明代由于这是明太祖孝陵的松树,百姓若砍伐会除以死刑,但是今天明朝已灭,曾经的政令也就立刻失效了。诗人感慨的不只如此,百姓并不是没有生计要以砍伐这里的松树谋生,但并没有人能感念前明三百年的皇恩养育,依旧要将太祖的皇陵砍得一片荒凉。这才是梅村最大的心痛。梅村作此诗时是为婉拒清廷的招纳而赴南京,他的心中正在为“忠节”之士而苦苦挣扎着,触景生情,看到孝陵松树被百姓肆意砍伐,更是牵动了他的心事。
二、名姬舞女:平民百姓的荣辱遭际
明末清初时,金陵的歌姬业十分繁荣发达,其中最以秦淮八艳为代表。她们的歌声舞曲是明末金陵的一段繁华往事。试以秦淮八艳中的寇白门、董小宛为例,看看吴梅村的诗中的歌姬们是如何展现金陵城的风流韵致的。顺治十年,吴梅村“遇明保国公旧姬寇白门,殊有沦落之感,口占赠之”,此即《赠寇白门》一诗。该诗第一首写道:“南内无人吹洞箫,莫愁湖畔马蹄骄。殿前伐尽灵和柳,谁与萧娘斗舞腰。”此首诗前三句写的是清兵破城之后,对前明皇宫的践踏破坏,就连宫门前的柳树都未能幸免。但最后一句,“谁与萧娘斗舞腰”可谓卒章显志,突出了命意。萧娘在这里借指寇白门,当细弱的柳条被砍去后,就再没有谁可以与其争夺舞腰之细了。全诗字里行间都有诗人的一种惋惜,但是,这种惋惜正是反衬了当年寇白门的舞姿之妙曼,声名之响亮。而对董小宛来说,在梅村的《题冐辟疆名姬董白小像八首》中也有一句:“钿毂春郊斗画裙,卷帘都道不如君。”一个是斗舞腰、一个是斗画裙,两者相较,都有一种争奇斗艳的态势。风月场中,歌姬们不仅要容貌姣好,而且歌舞才华也不能逊色,并且名姬之间似乎要有一种竞争的关系,才能让整个的歌姬行业充满一种话题性和消遣性。当然,歌姬之发达,不仅体现在名姬的数量之多、色艺之佳,就明末的歌姬而言,更在于她们和志士才子的传奇姻缘,使得歌姬们多了一种浪漫的神秘色彩。“旧宫门外落花飞,侠少同?并马归。此地故人驺唱入,沉香火暖护朝衣。” 余怀的《板桥杂记》中说:“十八九时,为保国公购之,贮以金屋” 且在多年之后,她也依然“筑园亭,结宾客,日与文人骚客相往还。”这一段材料恰好暗合了诗中所说的“侠少同?、故人驺唱”。寇白门与保国公,一个名姬,一个王公,两人身份的悬殊与二人结合的反差对比本身就是极富争议性与娱乐性。这也是青楼传奇里的一种经典母题。至于说董小宛,梅村诗中说:“珍珠无价玉无瑕,小字贪看问妾家。寻到白堤呼出见,月明残雪映梅花”,可见董小宛与寇白门一样是身价不菲,王孙公子趋之若鹜。她最终“归冒辟疆为侧室,事辟疆九年”。冒辟疆是当时有名的四公子之一,复社的成员,这样看来,他与董小宛同样也是名士与名姬的婚姻模式。名姬们色艺俱佳、婚姻传奇,她们大多往往还颇具节义胆识,对胸有家国的男子甚为青睐。这些种种特性使得金陵歌姬的发达不仅仅代表娱乐业的繁荣,也是明末金陵风流别致的秦淮文化的强劲反映。
 在鼎革之后,本身属于贱籍的歌舞名姬们更是凄惨悲凉。本来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歌姬就是属于难以自保的社会人群,在战乱时期,她们就更是无所凭依。吴梅村在《题冐辟疆名姬董白小像八首》中说:“念家山破定风波,郞按新词妾唱歌。恨杀南朝阮司马,累侬夫婿病愁多。”在这首诗中已经出现时代所带来的忧愁了。“念家山破”“定风波”都是曲子名,本来董小宛可以和冒辟疆在一起琴瑟和谐的唱作新词新曲,但是阮大铖这一类的南明奸佞搅扰的政局不稳,夫君冒辟疆也不得不为之忧心操劳,累的病倒。但这里多是作为妻子女性的一种埋怨与牢骚,还不太有身世之感。而下一首却说:“乱梳云髻下妆楼,尽室仓黄过渡头。钿合金钗浑抛却,高家兵马在扬州”,这一首可以说已经明显涉及了战乱所带来的影响。董小宛作为一代名姬,在祸乱中连头发、装饰都来不及顾虑,只能尽力去逃命。名美人一般都会对外表的考虑十分谨慎细致,可只有当面对祸福存亡的关口时,她才会不再计较琐事了。这里一个“乱梳”,一个“浑抛却”就将董小宛狼狈仓皇的模样刻画了出来。是什么样的祸乱会让名美人如此仓皇逃难呢?“高家兵马在扬州”。这里是指南明的两位将军高杰与黄得功为夺军权、领地发生了军事冲突。不是满洲的铁骑打过来了,而是统治阶级内部在这个国难时刻为了计较个人的得失发生了冲突动乱,是这个“内忧”让董小宛奔亡不及。这种不幸的遭际的根源实在是一种政治的讽刺,以及在这种讽刺之下可以预见的南明的灭亡。诗人通过歌姬舞女的荣辱遭际来表达对前朝的追忆和悼念。
三、鼎革前后金陵书写差异的成因
从宫陵祖庙与名姬舞女两个角度观察发现,吴梅村的诗歌在内容上存在着一种书写差异,一种繁华与萧条的鲜明对比。其原因有两点:一是政权鼎革的政治原因,二是华夷有别的民族心理。
从《诗经》的“变风”“变雅”开始就表明文学创作的变化总是和政治气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据杨晖先生在《古代诗路之辩:<原诗>和正变研究》中所考察,汉儒所理解的《诗经》中的正变观有三个维度,其中两点是:一以盛衰论正变,盛世之诗为正,衰世之诗为变;二以美刺论正变,颂扬盛世为正,讽刺衰世为变。盛衰美刺是《诗经》正变的重要标准,如果用这套诗学传统来观照吴梅村在鼎革前后的书写变化,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见,梅村书写差异的直接原因就是政治的变化以及政权更替对金陵造成的伤害。鼎革之前的金陵无论如何都可算作是一个金粉之地,北京的政局并没有真正影响到南方的陪都,但大时代的动荡还是会影响到一座城市的兴衰,随着北京政权与弘光政权的相继破灭,金陵城遭到了彻底的破坏,这种破坏是一种制度性与精神性的破坏,战乱让政治机构瘫痪、人才教育中断、权贵与“贱民”都在新政权的蹂躏中苟且偷生。原有的金陵城的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被彻底颠覆,梅村对鼎革前的繁华书写也只是在断壁残垣中的回忆与缅怀。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使得梅村诗中的无论是写人记事都弥漫着一种深切的哀痛与惋惜,即使是对繁华景象的追叙也更让人感到一种乐景衬哀情式的艺术效果。政治气候的转变对一个时代的文学会产生“正变”的交替,对一代文学如此,对一个具体作家的诗歌写作更是如此。
  相比较政治的直接冲击,身处明末清初的吴梅村更要面对的一种本质的痛苦是自古以来华夷之防的崩溃。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华夷大防之说,《左传》中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棄也。”《国语》中也说:“狄,豺狼之德也。”这说明在文化的最早时代里,华夷观就已经成型。这种华夷之防本是一种对自身氏族的认同与归属,但渐渐的,这在争夺财富土地的春秋战国时代就演变成“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隔阂与敌视;再加上,华夏族经济文化的优势与强大,这种华夷之隔又多了种尊卑等级的区别;最后,这种华夷观与孔门儒家的思想相结合,代代传递在了汉家士子的血液里。吴梅村作为汉家儒生,他对华夷之防的信念是不言而喻的。顾炎武也论述过“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一家之姓的灭亡不代表国破家亡,梅村所面对的不是一个简单的王朝的更替,而是在政权更替中华夷大防的破裂,满洲人入侵了中原王朝,建立了属于异族的大一统政权,这种政权下的汉人士子感到的是自尊心的践踏和民族的奇耻大辱。华夷之防的坍塌更使得数千年来的华夏优越感变成了一种反向的羞辱。当然,吴梅村之类的汉族儒生们的华夷信仰却仍在既存现实里苦苦的挣扎,他在诗歌中表达出的金陵人、事、物的悲剧感染力恰恰是折射着华夷观念在汉人文化中的强大与深刻。金陵书写前后差异的是政权的更迭所带来的,但吴梅村在书写中所表达的哀痛与悲情反映出在满汉政权更替下的华夷思想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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