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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蔡元培的良性合作

时间:2018-02-01 10:26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摘要〕 民国社会整体上处于崇尚斗争的党同伐异时代,不屑于党同伐异的安徽籍北京大学教授胡适与浙江籍北大校长蔡元培基于全社会的学术教育事业的良性合作,就显得有些脱离时代、不合时宜。 〔关键词〕 北京大学;某籍某系;胡适;蔡元培 〔中图分类号〕G53

  〔摘要〕 民国社会整体上处于崇尚斗争的党同伐异时代,不屑于党同伐异的安徽籍北京大学教授胡适与浙江籍北大校长蔡元培基于全社会的学术教育事业的良性合作,就显得有些脱离时代、不合时宜。 
  〔关键词〕 北京大学;某籍某系;胡适;蔡元培 
  〔中图分类号〕G5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8)01-0058-10 
  中国传统的聚族而居、等级森严的宗法农耕社会,总体上是一种通过血缘姻亲关系相互联结的熟人社会。游学谋官、经商营市的江湖游子以地域划分的乡党行帮,是这种聚族而居、等级森严的农耕熟人社会的扩展延伸。只认乡党派别不认平等契约及公共法理的党同伐异,因此成为传统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一种陋规习性。在民国时期已经初步近代化的北京大学内部,占据明显优势的号称“某籍某系”的浙江乡党所公开奉行的就是党同伐异的陋规习性。不屑于党同伐异的安徽籍北大教授胡适与浙江籍北大校长蔡元培基于全社会的学术教育事业的良性合作,反而是脱离时代、不合时宜的一种特例。 
  一、 民国初年的严复与蔡元培 
  1912年5月3日,中华民国政府批准教育部呈请,把清朝遗留下来的京师大学堂改称为北京大学校,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于当日颁布任职令:“任命严复署理北京大学校校长。”[1](132) 
  当年的北京大学校,是全国范围内唯一以大学命名的国立高等学府。时任教育总长的革命党人蔡元培,虽然已经有过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的经历,却比曾经推动过地方选举的袁世凯、徐世昌、张謇等前清官宦更加倾向于一统天下的中央集权。1913年初,蔡元培主持颁布新学制,把各省既有的高等学堂全部废除,从而造成北京大学一校独尊的畸形局面。直到1934年,蔡元培才在《我在北京大學的经历》中承认了自己的施政错误: 
  民国元年,我长教育部,对于大学有特别注意的几点:一、大学设法商等科的,必设文科;设医农工等科的,必设理科。二、大学应设大学院(即今研究院),为教授、留校的毕业生与高级学生研究的机关。三、暂定国立大学五所,于北京大学外,再筹办大学各一所于南京、汉口、四川、广州等处。(尔时想不到后来各省均有办大学的能力。)四、因各省的高等学堂,本仿日本制,为大学预备科,但程度不齐,于入大学时发生困难,乃废止高等学堂,于大学中设预科。(此点后来为胡适之先生等所非难,因各省既不设高等学堂,就没有一个荟萃较高学者的机关,文化不免落后;但自各省竞设大学后,就不必顾虑了。) [2]( 428) 
  接着这段话,蔡元培回忆说:“是年,政府任严幼陵君为北京大学校长;两年后,严君辞职,改任马相伯君,不久,马君又辞,改任何锡侯君,不久又辞,乃以工科学长胡次珊君代理。民国五年冬,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 在1937年的《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中,蔡元培再次表示说:“后来我的朋友胡君适之等,对于停办各省高等学堂,发现一种缺点,就是每一省会,没有一种吸集学者的机关,使各省文化进步较缓。这个缺点,直到后来各省竞设大学时,才算补救过来。”原载《宇宙风》,1937年12月第55期、1948年1月第56期。 
  蔡元培关于“严幼陵”即严复(又写作严又陵)等人先后担任北大校长的回忆严重失实,查勘王学珍等人主编的《北京大学纪事》,1912年1月24日,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劳乃宣呈请清朝学部,以病躯不能理事为由提出辞职。2月25日,刚刚于十天前当选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颁布命令,“所有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事由严复暂行管理”。5月3日,袁世凯任命严复署理北京大学校校长。10月1日,袁世凯任命章士钊为北京大学校校长。在章士钊拒不就职的情况下,袁世凯又于10月18日任命马良即马相伯代理北京大学校校长。12月27日,袁世凯连下三道命令: 
  北京大学校校长章士钊呈请辞职。章士钊准免本官。 
  代理北京大学校校长马良呈请辞职,应照准。 
  任命何燏时署北京大学校校长。 
  1913年11月5日,何燏时呈请辞职。同年11月13日,教育部训令北京大学校工科大学学长胡仁源,在北京大学与北洋大学尚未合并之前,暂行兼管校中一切事务。[3]( 29-36)蔡元培刻意回避的重要事实是,严复的辞职离校与他1912年7月3日签发的《教育部总长照会》直接相关,抄录如下: 
  兹查大学校分科各学长中,法政科大学学长王世徵有总统府兼任职务,农科大学学长叶可梁有外交部兼任职务,商科大学学长吴乃琛有财政部兼任职务,显与国务院通令相背。且大学学长所负教育责任至为重大,兼承他职,必有顾此失彼之虞。外间舆论,对于此事评骘颇多。相应照请贵校长查照前项通令,转嘱各该学长于学校职务与官署职务之中,何去何从,择任其一。庶官纪可籍是整饬,而吾庄严神圣之教育界,亦不致贻他人口实也。即希贵校长查照施行,并祈即日见覆为荷。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128页。 
  按照陈平原的解释,现存北大档案馆的这份照会上,有严复及各分科大学学长的圈阅,以及“初五会议定夺”的批注。7月5日开会讨论的结果是“各学长皆以愿辞学校职务为请”,其主要原因是:“单靠北京大学的薪水,学长们根本无法‘体面’地生存下去。……身为最高学府的行政领导,须兼差方能维持基本生活,这其实是很可悲的。”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129页。 
  严复接任北大校长之后,曾经在写给得意门生熊纯如的书信中谈到办理文科的基本思路:“欲将大学经、文两科合并为一,以为完全讲治旧学之区,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且又悟向所谓合一炉而冶之者,徒虚言耳。为之不已,其终且至于两亡。故今立斯科,窃欲尽从吾旧,而勿杂以新。余科监督、提调,必用出洋毕业优待生。”严复:《与熊纯如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05页。

  按照严复的想法,文科之外的诸多学科应该全部西化,由欧美留学生主导各学科的发展壮大,留下相对封闭的文科来专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为实现这一设想,以校长身份自兼文科学长的严复,聘请桐城派古文家姚永概(字叔节)担任文科教务长。 
  京师大学堂一直是桐城派古文家的势力范围。首任总教习、桐城派领袖人物吴汝纶,还是严复翻译西方学术名著的主要赞助和审订者。姚永概的兄长姚永朴(字仲实)、姐夫马其昶和古文名家林纾(字琴南)等人,都是京师大学堂以及北京大学校的经科及文科教授。桐城派在北大文科失去优势地位,是姚永概于1913年11月辞职之后的事情。 
  1912年年底,辞职后的严复在写给熊纯如的书信中解释说:“方今吾国教育机关,以涉学之人浮慕东制,致枵窳不可收拾。子弟欲成学,非出洋其道无由。……教部使复回校,必无此事,其原因复杂,难以一二语尽也。”严复:《与熊纯如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09页。 
  严复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自己辞职离开北大的原因很复杂,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教育当局喜欢模仿相对低级落后的日本学制,而舍弃了更加文明先进的西洋学制。 
  比起办学理念上的意见分歧,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中国传统社会局限于乡党派别观念的党同伐异。1932年,为纪念北大校庆三十五周年而编撰的《国立北京大学校史略》,明显表现出对于严复的全盘否定:“自复来校,校中盛倡西语之风。教员室中,华语几绝。开会计事,亦用西语。所用以英语为多。有能作德语者,尤名贵为众所称羡。法国教员铎尔孟独心非之,叹为非兴国之征。众弗顾也。后复去职,流风不泯者犹数年。至蔡元培来,始革之。”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页。 
  当年实际掌握北京大学控制权的,是号称“某籍某系”的浙江籍人士陈大齐、沈尹默、马幼渔、朱希祖等人。到了落款时间为1966年1月的《我和北大》中,沈尹默干脆把自己塑造成为抵制严复等人崇洋媚外的文化斗士:“还有一个宝贝,是当时教英文后来当预科学长的徐敬侯。他一开口就是‘我们西国’如何如何。他在教务会议上都讲英语,大家都跟着讲。有一次,我说:‘我固然不懂英语,但此时此地,到底是伦敦还是纽约?’我并且说:‘以后你们如再讲英语,我就不出席了。’我放了这一炮,他们略为收敛了一点。但这种情况由来已久,相习成风,一直到蔡元培先生任校长后,才有所改变。”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一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28页。 
  二、 北京大学的乡党派系斗争 
  沈尹默原名君默,字秋明,号君墨,别号鬼谷子,浙江湖州人,1883年出生在陕西汉阴。关于严复的离开北大,沈尹默在《我和北大》中回忆说: 
  一九一二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范源濂是次长,董惇士大约是秘书长,颇专权,因严复抽鸦片,示其辞北大校长职,以何燏时代理校長,仍兼工科学长。这是新旧斗争之始。严复之被赶,抽鸦片是表面理由,真正的原因是北京大学不服教育部管。……北大第一次的新旧之争,是争领导权,当然,也包括思想斗争在内。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一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25 页。 
  “董惇士”是沈尹默对于董鸿祎字恂士的错误记忆。董恂士是浙江仁和人,1878年出生,是清末外交官钱恂的女婿,比钱恂同父异母的弟弟钱玄同和钱恂的长子钱稻孙年长九岁。他早年曾任学部候补主事,后赴日本留学。1901年至1904年就读早稻田大学政治科期间,与钱恂合作编译过日本的政治学书籍。1903年春夏之交,他与秦毓鎏、叶澜、龚宝铨、陶成章、魏兰、陈天华、黄兴、刘揆一、张继、苏曼殊等人共同参与组织日本留学生的第一个反清革命组织军国民教育会,并且与上海方面的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等人相互呼应。 
  董恂士在日本完成学业后,一度随钱恂出使欧洲。中华民国成立后,他追随蔡元培出任教育部秘书长,1912年9月升任教育部次长,1916年因病早逝。与陈宝琛、严复、林纾等同乡前辈关系密切的福建人黄浚,在录入笔记体回忆录《花随人圣庵摭忆》的《践卓翁与天苏阁》中写道: 
  林畏庐晚年,自署践卓翁,践卓之义,众皆莫解。久乃知先生民国初元以北大教席事,与教育次长董恂士鸿祎迕,大怒。践卓者,践董卓也。董卓者,恂士也。此真匪夷所思。[4] 
  这里所说的林畏庐就是林纾,按照黄浚的说法,林纾离开北大的直接原因,是与教育次长董恂士发生过激烈冲突。 
  林纾本人在《训子书》中声称:“大学堂校长何燏时,大不满意于余,对姚叔节老伯议余长短。……实则思用其乡人,亦非于我有仇也。”[5](327) 
  以“正宗”自居的林纾,还在《与姚叔节书》中指责章太炎的众多师徒“腾噪于京师,及力排媢姚氏,昌其师说,意可以口舌之力,扰蔑正宗。”[6](496) 
  按照沈尹默《我和北大》的回忆,1913年2月他在与北大校长何燏时(锡侯)、工科学长胡仁源(次珊)关系密切的浙江同乡许炳堃的推荐下,来到北京任北大预科教员。沈尹默来到北大的第一天便会见了何燏时和文科教务长姚叔节。姚叔节安排沈尹默在预科讲授中国历史:“姚先生和我只会过这一次,以后就没有见过面。”第二天,沈尹默见到胡仁源,胡仁源说:“我们已经晓得你来了。昨天浮筠对很多人说,现在好了,来了太炎先生的学生,三十岁,年纪轻。”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一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24页。 
  关于这番话,沈尹默的理解是:“言下之意,对北大的那些老先生可以不理会了。‘浮筠’是北大理科学长夏元瑮的别号,从胡仁源的这句话里就可以意味到,北大在辛亥革命以后,新旧之争已经开始了。” 
  事实上,沈尹默所谓的“新旧之争”,只是章太炎一派门生故旧对于比他们更加年长也更加厚道的“桐城派”的“旧旧之争”,其结果是更加具有战斗力的章太炎派系取得了北京学界新一轮的主导权。

  1914年8月19日,教育总长汤化龙签发委任浙江镇海县籍前清举人夏锡祺为北京大学校文科大学学长的饬令,章太炎一派门生故旧中的沈尹默、沈兼士、朱希祖、马幼渔、钱玄同、马叙伦、陈大齐、朱宗莱、周作人、黄侃、康宝忠、刘师培、刘文典等人彼此呼应,先后进入北大校园。此前在北大文科占据主导地位的以孔子、孟子、韩愈、欧阳修、程颢、程颐、朱熹为道统偶像并且反对乾嘉以来汉学考据的桐城派,逐渐被擅长以汉学传统从事考据训诂的章门弟子所取代。 
  1914年9月27日,时任教育部佥事的鲁迅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得沈尹默、坚士、钱中季、马幼渔、朱逷先函招午饭于瑞记饭店,正午赴之,又有黄季刚、康性夫、曾不知字,共九人。”[7](108) 
  这里提到的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季中)、马幼渔、朱希祖(逷先)、黄侃(季刚)、康心孚(性夫),都是章太炎的门生故旧。到了1917年11月5日,北大文科教授朱希祖,在日记中记载了章太炎一派对于桐城派的决定性胜利:“桐城姚君仲实、闽侯陈君石遗主散文,世所谓桐城派者也。今姚、陈二君已辞职矣。”[8](162) 
  关于这场党同伐异的大致经过,沈尹默回忆说:“太炎先生门下大批涌进北大以后,对严复手下的旧人则采取一致立场,认为那些老朽应当让位,大学堂的阵地应当由我们来占领。我当时也是如此想的。”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24-225页。 
  钱基博在《现代文学史》中,对于桐城派的姚永概、马其昶、林纾等人与章太炎一派党同伐异的文坛争斗另有分析:“既而民国兴,章炳麟实为革命先觉,又能识别古书真伪,不如桐城派学者之以空文号天下!于是章氏之学兴,而林纾之学熸。纾、其昶、永概咸去大学,而章氏之徒代之。”[9](6) 
  三、 “某籍某系”的“党同伐异” 
  单就沈尹默来说,他的《我和北大》一文中最能够体现其精神面貌和思想境界的,是关于“某籍某系”的自供状: 
  蔡先生的书生气很重,一生受人包围,民元教育部时代受商务印书馆张元济(菊生)等人包围(这是因为商务印书馆出版教科书,得教育部批准,规定各学校通用,就此大发财);到北大初期受我们包围(我们,包括马幼渔、叔平兄弟,周树人、作人兄弟,沈尹默、兼土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亦即鲁迅先生作品中引所谓正人君子口中的某籍某系);以后直至中央研究院时代,受胡适之、傅斯年等人包围,死而后已。胡、傅诸人后来和我势同水火,我南迁后,蔡先生时在京沪间,但我每次拟去看蔡先生,均不果,即胡、傅等人包围蔡所致。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一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32页。 
  需要指明的是,沈尹默所谓“某籍某系”在北大初期包围依附于同乡校长蔡元培,基本上属于真实情况。究其原因,是“某籍某系”的多数人只有在日本短暂留学的经历,他们混迹于政学两界的主要本钱,是在日本跟随章太炎学习传统国故期间积累的乡党门派之人脉,而不是自己所学习掌握到的可以独当一面的学科知识和先进学理。商务印书馆张元济等人与蔡元培之间,虽然不排除志趣相投的朋友情谊,总体上属于甲乙双方契约平等、合作双赢的商务往来。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之前,主要是依赖商务印书馆预支的版税收入维持在德国的留学生涯的;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尤其是北大校长之后,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版的大多是没有市场销量的学术丛书。中央研究院时代的胡适、傅斯年、丁文江、蒋梦麟、朱家骅等人,大多是在英美各国学有所成并且富于公共关怀的高端人士,他们是蔡元培主持全国学术教育事业的最为得力的协助者,而不是追逐名利的包围依附者。 
  关于“某籍某系”的最早文字,是1925年5月30日刊登在《现代评论》周刊的“西滢闲话”。 
  1925年5月7日,被学生驱逐出校的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在临时租用办公的西安饭店召集评议会,决定开除学生自治会职员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刘和珍、许广平、姜伯谛的学籍。5月27日,由鲁迅撰稿,并由鲁迅以周树人本名与马裕藻、沈尹默、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共同签署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在《京报》发表。这一天恰好是星期三,是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陈源以西滢署名写作“闲话”的日子。于是,在5月30日出版的《现代评论》“闲话”栏中出现了这样一段话: 
  闲话正要付印的时候,我们在报纸上看见女师大七教员的宣言。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藉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这个宣言语气措辞,我们看来,未免过于偏袒一方,不大公允,看文中最精彩的几句就知道了。……这是很可惜的。我们自然还是不信我们平素所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但是这篇宣言一出,免不了流言更加传布得厉害了。《现代评论》,1925年5月30日。 
  针对陈源的“闲话”,鲁迅当天写出反驳文章《并非闲话》,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凡事无论大小,只要和自己有些相干,便不免格外警觉。即如这一回女子师范大学的风潮,我因为在那里担任一点钟功课,也就感到震动,而且就发了几句感慨……” [10](75) 
  鲁迅与女师大的“相干”程度,其实并不限于“担任一点钟功课”。在此之前的5月27日,已经加入国民党的许广平在写给鲁迅的情书中明確认领了七人“宣言”的人情债务:“今日——廿七——见报上发表的宣言,‘站出来说话的人’已有了,而且七个之多。……诚恐热心的师长,又多一件麻烦,思之一喜一惧。” [11](450) 
  6月1日,《并非闲话》在孙伏园编辑的《京报副刊》公开发表。6月2日,鲁迅写作《我的“籍”和“系”》,三天之后发表在他自己编辑的《莽原》周刊第七期。在这篇文章里,从《新青年》时代一直维持隐身化名的匿名写作的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第一次公开了自己的“籍”和“系”: 
  因为应付某国某君的嘱托,我正写了一点自己的履历,第一句是“我于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省绍兴府城里一家姓周的家里”,这里就说明了我的“籍”。但自从到了“可惜”的地位之后,我便又在末尾添上一句道,“近几年我又兼做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国文系讲师”,这大概就是我的“系”了。我真不料我竟成了这样的一个“系”。

  关于归属于“某籍某系”的自己与陈源及“现代评论派”之间的关系,鲁迅是采用“党同伐异”来加以定性的。 
  鲁迅第一次公开谈论“党同伐异”,是1918年11月刊登于《新青年》五卷五号的《随感录三十八》,其中写道: 
  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 
  “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至于对别国文明宣战,却尚在其次。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12](311) 
  《新青年》时代把“党同伐异”的“合群的爱国的自大”,明确认定为中国社会“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的鲁迅,到了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中却出尔反尔地选择了“党同伐异”。 
  1925年9月19日,因为参加女师大校务维持会而被教育总长章士钊明令免职的鲁迅,在《并非闲话(二)》中公开表示:“人自以为‘公平’的时候,就已经有些醉意了。世间都以‘党同伐异’为非,可是谁也不做‘党异伐同’的事。” [10](125) 
  同年12月29日,鲁迅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写道:“土绅士或洋绅士们不是常常说,中国自有特别国情,外国的平等自由等等,不能适用么?我以为这‘费厄泼赖’也是其一。……倘有人要普遍施行‘费厄泼赖’精神,我以为至少须俟所谓‘落水狗’者带有人气之后。……一言以蔽之:‘党同伐异’而已矣。” [13](125) 
  两天后的12月31日,鲁迅又在《华盖集·题记》中写道:“我今年开手作杂感时,就碰了两个大钉子:一是为了《咬文嚼字》,一是为了《青年必读书》。署名和匿名的豪杰之士的骂信,收了一大捆,至今还塞在书架下。此后又突然遇见了一些所谓学者,文士,正人,君子等等,据说都是讲公话,谈公理,而且深不以‘党同伐异’为然的。可惜我和他们太不同了,所以也就被他们伐了几下,——但这自然是为‘公理’之故,和我的‘党同伐异’不同。这样,一直到现下还没有完结,只好‘以待来年’。” [14](4) 
  陈源所说的“某藉某系”其实是一个模糊概念,并不局限于鲁迅所说的浙江籍和相关大学的国文系,在某种程度上是指以河北籍国民党元老李石曾为首领、以浙江籍北大教员为骨干的法日派。当年的鲁迅与包括兄弟失和的周作人在内的大多数北京学界的浙江乡党,明确选择的政治立场是站在“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国民党一边,尤其是站在国民党内部有“法日派”之称的李石曾、吴稚晖、易培基、顾孟余、陈惺农等人一边。鲁迅所爱恋的女师大学生领袖许广平,就是这一派国民党人的一名女斗士。 
  1926年1月13日,教育总长易培基接受鲁迅、许寿裳、陈启修、马幼渔等14人的联名提议,到女师大兼任校长之职。在由许寿裳主持的女师大校长欢迎会上,鲁迅和许广平分别代表校务维持会和学生自治会致欢迎词。自称“党同伐异”的鲁迅对于易培基赞美有加: 
  欢迎校长,原是极平常的事,但是,以校务维持会欢迎校长,却是不常有的。……易先生的学问,道德,尤其是主持公道,同恶势力奋斗的勇气,是本会同人素来所钦佩的。[15](274) 
  接下来,许广平在欢迎演说中表示说:“今天易先生来当我们的校长,实在是我们学校向光明之路的一个开始的日子。……所以我们希望易先生能够把我们的思想学识,都改造到最好地位,能够打破这数重的压迫。这就是同人今天欢迎易先生的至意。”徐广平:《女师大周刊》第一一八期,1926年1月18日。作为回报,教育总长易培基于1月16日为被前任教育总长章士钊明令免职的鲁迅签署了复职令:兹派周树人暂署本部佥事,在秘书处办事。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民众在国共两党的组织领导下在天安门广场集会,会后结队赴段祺瑞执政府请愿。执政府卫队奉命开枪射击,并用大刀铁棍追杀请愿者,从而造成死47人、伤150多人的重大惨案。当天晚上,段祺瑞执政府发出通缉令,撇开在北京城区占据明显优势的国民党不论,把发生惨案的罪责避重就轻地推卸给一直从事地下活动的中国共产党: 
  近年以来,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等,假借共产党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本日由徐谦以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名义散布传单,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投掷炸弹,手执木棍,袭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御,以致互有死伤。……徐谦等着京外一体严拿,尽法惩办。《临时执政令》,1926年3月19日。[16](271) 
  受到通缉的易培基,与李石曾(煜瀛)、吴稚晖等人一起躲到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六国饭店,继续操控女师大和故宫博物院的重大事项。1927年4月,易培基南下上海并于同年9月就任劳动大学校长。 
  1927年10月3日,已经同居的鲁迅、许广平从广州来到上海,通过易培基(寅村)的湖南老乡、时任劳动大学附属中学负责人的李式相与易培基恢复联系,意图在新一轮的“党同伐异”中实现合作。10月25日,鲁迅在李式相陪同下來到劳动大学演讲《关于知识阶级》,他在开场白中介绍说:“这次易先生要我来讲几句话;因为我去年亲见易先生在北京和军阀官僚怎样奋斗,而且我也参与其间,所以他要我来,我是不得不来的。”[17](187) 
  值得注意的是,有“某籍某系”之称的浙江乡党从事党同伐异的主攻对象,并不是段祺瑞执政府以及至少在表面上支持段政府的冯玉祥国民军;而是没有军政实权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女师大校长杨荫榆,以及在《现代评论》周刊发表相对独立的理性言论的国民党英美派人士王世杰、周鲠生、陈源、唐有壬、丁西林、李四光、高一涵、陈翰笙、高仁山等人。与这些国民党英美派人士关系密切的胡适、徐志摩、凌叔华、顾颉刚等人,也被不同程度地牵涉其中。其中的高一涵是陈独秀、李大钊发展的国民党员和中共秘密党员,陈翰笙、高仁山是由李大钊、于树德和苏联大使加拉罕秘密发展的国民党员兼共产国际情报人员。

  四、 胡适与蔡元培的良性合作 
  1923年1月,蔡元培为抗议前同盟会元老、教育总长彭允彝的徇私枉法而愤然离职,直到1926年2月3日才应北京政府的要求从欧洲回到上海。在此期间,“某籍某系”的沈尹默等人,把他们的“包圍”对象从蔡元培转移到了另一位国民党元老李石曾。 
  1927年2月,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兼士先生与我相处三年,而处处疑忌我为胡适之派,我反对伏园、川岛全是为公,而彼对人扬言,以为是党争。可见他之拉我,非能知我,乃徒思用我耳。”[18](137)到了1950年,顾颉刚进一步回忆说: 
  蔡先生组织教授会,定出教授治校的办法,因此教授就有了权。权之所在成了争夺的目标,于是马上分成英美派和法日派两大系,用团体的力量做斗争的工作。……法日派的后台乃是李石曾。……他当时办有中法大学,又办有孔德学校,适值北京政府积欠学校薪水,北大同人无法存活的时候,凡是接近他的人都要插在他的学校里,所以他的势力就逐渐大起来。他不抢北大,因为知道英美派人多,他抢到手也是麻烦;他专抢北京的各专科学校,抢的办法就是把原来的校长骂倒,或利用学生要求“改大”,而后他介绍新校长给政府,这个学校就成他的了。最明显的一个例,就是他利用鲁迅、周作人在报上攻击女师大校长杨荫榆,而后他介绍易培基为该校校长。现在《鲁迅全集》具在,请大家看看,杨荫榆果有何种不可恕的劣迹。李石曾这人很会拨弄人,使人在不知不觉间给他用了。如鲁迅、周作人,我相信他们决不会帮李氏抢地盘的,只因他们会写文章,李氏就叫人激动他们,使他们自己觉得发于正义感而攻击杨荫榆了。……当时北大有“三沈”、“二马”之号,三沈是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兄弟;二马是马裕藻、马衡兄弟。他们是法日派的中坚,鲁迅、周作人所以常写骂人文章就是由他们去刺激的。其中沈尹默尤能策划,所以他的绰号是“鬼谷子”。陈独秀办《新青年》时,他本来也是写文章的一个。他的新诗很有名,但他看着陈、胡的势力日张,安徽人压倒浙江人(三沈二马均浙江籍),总觉得受不了,所以他发动北大取消“分科制”,校长直接管各系,这案通过,文科学长陈独秀就不得不去职了。因为他能策划,所以李石曾特别器重他,托他主持孔德学校,后来又主持中法庚款。顾颉刚:《顾颉刚自传》之三“我怎样厌倦了教育界”,《东方文化》1994年5月,总第3期。 
  与顾颉刚的一面之辞相印证,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回忆说:“沈尹默与马幼渔很早就进了北大,还在蔡孑民长北大之前,所以资格较老,势力也比较的大。实际上两个人有些不同,马君年纪要大几岁,人却很是老实,容易发脾气,沈君则更沉着有思虑,因此虽凡事退后,实在却很起带头作用。朋友们送他一个徽号叫‘鬼谷子’,他也便欣然承受,……但就是不这样说,人家也总是觉得北大的中国文学系里是浙江人专权,因为沈是吴兴人,马是宁波人,所以‘某籍某系’的谣言,虽是‘查无实据’,却也是‘事出有因’;但是这经过闲话大家陈源的运用,移转过来说绍兴人,可以说是不虞之誉了。我们绍兴人在‘正人君子’看来,虽然都是绍兴师爷一流人,性好舞文弄墨,但是在国文系里我们是实在毫不足轻重的。”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15页。 
  陈源当年所说的“某籍某系”主要是指围绕在北京大学国文系周围的浙江籍人士,从来没有专门指称过鲁迅、周作人兄弟以及围绕在他们身边的孙伏园、孙福熙、章廷谦、陶元庆等浙江绍兴人。尽管当年以《语丝》周刊为言论阵地的鲁迅、周作人、孙伏园等浙江绍兴人,是“某籍某系”当中最为活跃也最具战斗力的组成部分。对于明眼人来说,周作人这种推卸责任的刀笔叙述,反而有着“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特殊效果。 
  从1926年起,由法国政府退还的庚子赔款所设立的中法实业银行,每年拨出美金20万元供办理中法教育及慈善事业,由中、法两国代表组设“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负责保管和分配此款。中方代表为李石曾、沈尹默、易培基、刘锡昌、萧瑜、萧文熙;法方代表为魏尔敦、巴尔、韩德威。1932年“九一八”事变后,沈尹默先送家人南下,然后辞去北平大学校长和孔德学校董事长的职务,移居上海环龙路,任中法文化交换出版委员会主任兼孔德图书馆馆长。他遗留的孔德学校董事长一职,由他认为“宏通”、“明白”的老友周作人接任。语出江绍原1933年1月13日致周作人信。[19]( 436) 
  与“某籍某系”的沈尹默等人不同,胡适、傅斯年、丁文江、蒋梦麟等人作为学有所成且独当一面的英美留学生,与蔡元培之间从来不存在沈尹默所谓“包围”与被“包围”的人身依附关系,而是凡事从全社会的学术教育事业出发的良性合作关系。 
  1929年12月4日,在批准蒋梦麟辞去教育部长职务的同时,国民政府曾任命高鲁为教育部部长。此举遭到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长胡汉民(展堂)的极力反对,国民党总裁兼行政院长蒋介石在无法平衡派系斗争的情况下,只好暂时兼任教育部长,并且任命李书华、陈布雷为教育部次长。陈布雷在回忆录中,以相对中立的第三方眼光评价了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傅斯年、丁文江一派与李石曾、易培基、沈尹默一派的优劣是非: 
  接行政院秘书长电嘱,即赴京一行。余不明其故,即夜附车往,既至则知蒋公自兼教育部长,而欲调余入教部相助也。教部之改组,由于李(石曾)、蔡(孑民)两系之龃龉,石曾先生方面常视蒋梦麟为蔡所提挈之人,不但对蔡不满,且对于现代评论派之人物亦不满,而谥之曰吉祥(胡同名)系。然石曾先生所汲引之人如易培基(劳动大学)、褚民谊(中法大学工学院)、郑毓秀(上海法政学院)及萧蘧(中法大学)、谭熙鸿等,在平、沪等处办学成绩极不佳,且常蔑视教部法令,教部屡欲裁抑之,石曾先生以为难堪,主张去蒋梦麟甚力。吴老于李、蔡均友善,而尤同情于李,乃提议以高鲁(天文学者)代梦麟为教长。将通过矣,而胡展堂先生反对甚力,即席声言“高鲁何如人,乃可托以教育行政之责任,岂不羞天下之士!”蒋公不得已,乃请于高鲁未到任以前,由蒋公以行政院长之名义自兼教育部长,而以李书华(润章)为政务次长。润章则石曾先生所提携之人物,而在李氏系统中为最纯谨公正之人物也。蒋公既自兼部长,因欲以余任次长,……且命之曰:“教育为革命建国计,凡事当请教于吴、李、蔡诸先生,然必勿堕入派别之见。总之,不可拂李、蔡诸公之意,亦不可一味顺从李、蔡之意见。[20]( 80)

 关于自己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以来与北大教授胡适之间有始有终的良性合作,蔡元培的《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曾经有过专门评价:“那时候因《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鼓吹,而我得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东方杂志》第三十一卷第一号,1934年1月。 
  中央研究院时期的蔡元培确实有过被人“包围”利用的经历,但是,“包围”蔡元培的并不是胡适和傅斯年,而是另有其人。1933年3月4日,周作人在致江绍原信中写道:“蔡胡分家竟如尊料,大有意思,蔡公此刻盖在3rd Party手中,牵而往‘东’,面南立,而胡公则仍‘独立’也。观蔡公近数年‘言行’,深感到所谓晚节之不易保守,即如‘鲁’公之高升为普罗首领,近又闻将刊行情书集,则几乎丧失理性矣。”[19](273) 
  周作人笔下的“蔡胡分家”是化公为私的狭隘称谓,事实上是民权保障同盟上海总会的宋庆龄、杨杏佛、胡愈之、鲁迅等人,极力主张开除胡适,处于被“包围”状态的蔡元培,只是以消极态度顺从了多数人的意见。“鲁公”即鲁迅。“3rd Party”即第三党,其正式名称是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27年11月1日由邓演达、宋庆龄、陈友仁在莫斯科发起。既是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又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的杨杏佛,是第三党的秘密党员。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真正的政治背景,并不是处于停滞状态的第三党,而是共产国际和中共地下党组织。当时的宋庆龄已经成为共产国际的秘密成员。 
  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遭受暗杀,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一职随后由胡适最为要好的朋友、地质学家丁文江继任,实质性事务由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孟真)协助处理,从而导致傅斯年积劳成疾。1934年2月13日,蔡元培在日记中写道:“自回沪后,连接孟真来函四通,其中主要之点:(一)述病状;(二)辞所长职,荐济之自代;(三)一年中勉守四个月假期之限;(四)整理旧稿或以其他方法抵还多支之薪水。此君硁硁然以必信必果自勉,诚可敬可爱,然此时提出辞状,于院有妨,特致函劝止之。”[21]( 371) 
  在当天写给傅斯年的书信中,蔡元培挽留说:“自南京回沪,始得读一月廿三日惠函,旋接二月五日兩函,顷又接七日惠函。兄病中作如此繁复之函,对于兄思想之缜密,律己之谨严,除佩服以外,别无可说;惟病中常此多思,甚不相宜,……兄本月五日函中,有愿辞所长职而荐济之自代之说,此说万万不可提出,提出则无异拆研究院之台。在君已声明,如兄辞所长,则彼不就总干事职;元任已表示,如兄去,则彼亦随而云;……总之,弟所欲劝兄者,目前以健身为第一义,万不可多虑,一切都有水到渠成之机会……”[22](1655) 
  到了1936年1月2日,胡适给五四运动前后与马叙伦、沈尹默等人一起“包围”利用蔡元培的汤尔和写信,表现出的依然是以全社会的学术教育事业为第一目标的公共关怀: 
  我在国中的事业“为功为罪”,我完全负责。我从不曾利用过学生团体,也不曾利用过教职员团体,从不曾要学生因为我的主张而牺牲他们一点钟的学业。我的罪孽决不在这一方。至于“打破枷锁,吐弃国渣”,当然是我最大的功绩,所惜者打破的尚不够,吐弃的尚不够耳。[23]( 294—295) 
  在民国时期的学界领袖当中,敢于以负责任态度严正宣告“我从不曾利用过学生团体”的,大概只有蔡元培、胡适、傅斯年、丁文江、梅贻琦、朱经农、王世杰等难能可贵的几个人。沈尹默在《我和北大》中所说的“每次拟去看蔡先生,均不果,即胡、傅等人包围蔡所致”,明显属于“欲加其罪,何患无辞”的“莫须有”。 
  查勘《蔡元培书信集》,他在1935年1月11日致张元济信中写道:“沈尹默兄,以字行,并无别号,现寓法租界环龙路九十号(不知其电话号码)。明午饭局,因商量译书由商务印行事,岫庐、拔可、伯诚、伯嘉诸兄均在座,弟亦作陪……” 
  1937年8月12日,蔡元培在致浙江省政府主席兼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朱家骅的信中,再一次提到沈尹默:“徐君世达,于行政界历著成绩,曾由弟与尹默先生等迭为介绍,请以县长用。顷闻孝丰县长已辞职,正在物色继任之人,如蒙擢用徐君,不胜同感。” [22]( 1761,2051) 
  一句“迭为介绍”,足以证明沈尹默与蔡元培之间一直保持着通畅无阻的联络渠道。沈尹默在上海期间,胡适正在北平协助蒋梦麟经营整顿北京大学,抱病从公的傅斯年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与沈尹默周旋。胡适、傅斯年与蔡元培之间完全不存在以捍卫饭碗、追逐权势为第一目标的“包围”与被“包围”关系,而是具有建设性的“以必信必果自勉”的良性合作关系。 
  1940年3月5日,在香港逃难的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因病去世,享年73岁。同一天,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胡适,正在佛罗里达州罗林斯国际关系研究所讲演《远东和世界将来的和平》。3月6日下午,胡适从佛罗里达的奥兰多乘坐飞机返回华盛顿特区,才得知蔡元培去世的消息。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与周鲠生兄谈,同嗟叹蔡公是真能做领袖的。他自己的学问上的成绩,思想上的地位,都不算高。但他能充分用人,他用的人的成绩都可算是他的成绩。”[24](364) 
  任教于耶鲁大学的赵元任,于3月6日当天给胡适写信,认为蔡元培“代表咱们所Stand for的一切的一切。现在一切的一切还没有都上正规,他老人家又死了,真是使人不免忧伤!”[25]( 234) 
  赵元任所说的“咱们所Stand for的一切的一切”,主要是指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所代表的放眼看世界的一代中国学人,所坚持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理想追求。胡适自己就是蔡元培所重用过的一个人,胡适在学问思想方面所取得的一部分的成绩,是应该归功于“真能做领袖”的蔡元培的。

  到了1959年10月31日,晚年的胡适,在与同事郭廷以、林致平的谈话中,专门谈到安徽乡党当年在北大校园里遭受“某籍某系”排挤打压的劣势处境:“从前在北大时,人家把北大教授分作浙江派、安徽派,浙江的人才多,安徽只有陈独秀和我。我是一向超出党派的,所以我对他们说:只有狐狸是成群的。你看狮子、老虎,它们都是单独出来的;要打仗,也都是单独打仗的。我一向避免了党派,从无成见的。”[26]( 3012-3013) 
  一向着眼于全社会的学术教育事业而不屑于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的胡适如此标榜和比拟自己,恰恰败露了他并没有真正摆正主体个人与社团群体及公民社会的复杂关系。人是比所有动物都更加具备个人主体性和社会创造性的精神生命体,必须在多层级、多元化的社会实体中充分健全和实现自己。当年的胡适之所以能够在北大校园里站稳脚跟,是与“某籍某系”当中并不太热衷于党同伐异的蔡元培、钱玄同等少数人的帮助扶持分不开的。假如胡适当年不是以动物界的“狮子、老虎”那样自许自恋,而是比“真能做领袖”的蔡元培更加充分地利用自己所拥有的社会地位和文化资源,把自己领悟到的“充分世界化”的现代文明价值观念和文明常识,最大限度地普及到包括“某籍某系”在内的尽可能多的中国人,他晚年也许就不至于败落到流亡海外的悲惨境地,整个中国社会也可能不会遭受那么多的曲折磨难。换言之,民国社会整体上处于崇尚斗争的党同伐异时代,不屑于党同伐异的安徽籍北京大学教授胡适与浙江籍北大校长蔡元培基于全社会的学术教育事业的良性合作,就显得有些脱离时代、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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