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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医的社会心理成本有多高?

时间:2012-06-11 13:27来源:http://www.shanxihk.com/ 作者:admin 点击:
物理距离很近,心理距离很远 不可否认,任何一种特殊类型的犯罪在某一阶段内突发总有其相应的社会心理原因。 在近几年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恶性案件中,特别是近期以医生为对象的恶意攻击案件,有许多是因我们一般人看来属于正常性的家庭琐事、人际矛盾、医患

  物理距离很近,心理距离很远
  
  不可否认,任何一种特殊类型的犯罪在某一阶段内突发总有其相应的社会心理原因。
  在近几年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恶性案件中,特别是近期以医生为对象的恶意攻击案件,有许多是因我们一般人看来属于正常性的家庭琐事、人际矛盾、医患纠纷引发的。恶性案件的多发在让公众匪夷所思的同时,也提醒我们审视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负效应。个体永远生活在群体之中,每个人心理内容的建构都是客观环境的主观反映。面对突如其来的恶性案件多发,忽略近30年来的社会变革因素是不客观的。
  众所周知,与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中国社会相对比,经济发展导致了社会分层的加剧。由于不同社会阶层占有的经济、文化、权力资源的差距拉大,事实上形成了贫富不均的社会格局。在资源总量不变的前提下,每一个阶层及其中的个人在追求资源拓展的同时,势必产生相互间的角力与竞争,形成巨大的以情绪积累为表征的社会张力。这种情绪又在相对剥夺感的促动下上升为阶层之间的主观对立,形成社会偏见和群体排斥。当某些群体或阶层中的个体对今后的发展难以预期也就是希望渺茫时,特别是当他们认为阻碍自己发展的障碍是利益既得者和权力掌控者时,社会的不公平、不公正也就势必反映为心理上的不协调和不平衡。由于阶层与社会矛盾的普遍,公众以紧张、焦虑等不安全感为表征的社会心理状态不断升级,形成了广泛的脆弱、浮躁之势,影响社会的和谐。
  社会趋于个人化,中国社会从传统的熟人社会步入生人社会的事实也是我们不能回避的现象与问题。熟人社会以道德、情理、习俗为社会控制的手段,约束群体中的个人姿意;生人社会要求以共同遵守法律为社会稳定基础,用权利与义务规范人的行为。但它实现的前提是公众普遍的法律信仰,依赖法律从制定到实施各个环节的公平与正义。在政治体制包括法律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发展速度的时候,我们虽然抛弃了原有稳定社会关系的制约手段,但尚未完全建立新的社会管理模式。这种现象未尝不是发展中的问题,但仍然会导致社会心理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事实,带来社会心理的“脆弱”与“浮躁”。
  市场经济是利益经济也是法制经济,它让每个人都体会到法律原则下的竞争选择。在压力面前,无助感是我们经常可以听到的心理诉求,讲求利益最大化、个人化的市场经济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个人化。开放和社会分层还导致社会价值观的多元,难以建立统一全民思想的意识形态,人们在思想上更加独立。从发展的角度看,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从现实的弊端看,由于从无序到有序、从冲突到包容是历史的过程,当我们在信仰、目标、需要上未能达到相对的包容与共存,社会凝聚力也就难以获得稳定的支撑点。虽然城市中的我们物理距离很近,但心理距离日渐疏远。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引发社会中广泛的责任意识缺失,既不对自己和家庭负责,更不对他人与社会负责。
  
  脆弱与浮躁的社会心理成本
  
  应该承认,自2009年北京大兴李磊自灭家门案,2010年由郑民生案引发的多起杀童案件,到近期发生的以医生为对象的故意伤害、杀人案,从高层到普通百姓都感受到了当下恶性刑事案件犯罪心理与行为的新特点。案件的内部诱因基本上与作案人的心理问题有关,有的是因性格、认知偏执原因导致人际、环境适应不良,经常性体验挫折等负性生活事件,造成心理上的压抑,并采用攻击他人、社会甚至无辜者的方式宣泄情感、报复社会;有的属于缺少基本的怜悯与责任,不具承担责任的法律意识,不具备抑制犯罪的罪责感,在侵害他人权益时没有罪恶感,用逃避的方式应对行为的法律后果。
  案件的共同特点还表现为行为的极端和决策的非理性,在解决矛盾或纠纷的多种预案中偏偏作出“成本”最大的犯罪选择,凸显行为人应对冲突或突发事件时的心理脆弱。这种脆弱具体呈现为下列表现:一是心理上的易感性脆弱,表现为容易被激惹,又不能使用沟通解决、自我心理调适等方法化解利益冲突,在缺少情绪疏导渠道、缺少利益表达途径的条件下,自我长期处于不安全感的紧张状态;二是社会支持系统脆弱,既缺少能够提供情感、经济支持的人际环境,也缺少与生存和发展相关的社会保障,由于对社会、群体、家庭没有形成互动关爱的依恋关系,在应付挫折时不考虑社会与亲情成本;三是应对方式脆弱,不具备健康心理所具有的挫折承受能力和认知协调能力,在冲突状态下更多地强调外在归因、放大他人与社会责任、忽略个人责任等。
  浮躁的社会心理是我们社会中的个人缺乏安全感、归属感的体现,急于实现目标以获取社会身份等资源的紧迫感以压力的形式不断激活社会情绪的浮躁,并表现出如下特点:一是对社会的不信任感,缺少稳定并可持续发展的心理预期,对现实利益的追求胜过对长远利益的计划,急功近利的行为是不安全感的体现;二是强调动机与目的合理性,文章由职称论文网http://www.shanxihk.com/提供,转载请以链接的形式注明。忽略手段的合法性,在社会目标与实现目标的制度性手段趋于紧张的情境下,全社会陷入失范状态;三是由于缺少制度性保障,公众容易受外界信息的暗示和影响,个别谣言、流言、网络信息甚至能够左右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出现如“抢盐”风潮等群体性非理性行为;四是受制于社会中“成功”榜样的替代强化,认为他人已经实现的“成功”是自己今后的目标,更愿意选择“创新”等方式追求目标的实现。
  脆弱与浮躁的社会心理可以称之为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成本,在今后几年中仍将影响我国公众的行为方式,甚至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首先,它不利于形成社会凝聚力,反而因个人主义倾向加速社会阶层之间的结构性紧张,个人缺少归属感,导致部分个人与执政者的离心离德;其次,它具有一定的传染性,促使更多的个体从众,引发全社会的焦虑、紧张与深层次的不安全感,因对将来的无法预测而无法实现理性;再次,社会心理的躁动实际上成为左右社会管理尤其是决策的无形之手,以强大的无序的力量追求群体价值观的实现,追求资源再分配的目标;最后,关系紧张引发心理上的脆弱,有如拉紧的皮筋,不再有承受拉力的条件,容易在新刺激作用下断裂,不安全感和资源占有的紧迫性要求导致普遍的浮躁,在失范状态下更倾向于个人目的的实现。
  
  被推波助澜的医患矛盾
  
  就近期针对医生的恶性杀人案件而言,往往与社会公众对医生的角色要求有关,与犯罪人自身的心理预期和对社会的情感需求有关。在某种程度上,对权威的依赖导致公众对医院和医生有着较高的心理预期,希望立竿见影式的药到病除,并且在求医问药之前几乎没有不能治愈的心理准备,导致一旦诊疗失败或失误,都无法或者不愿面对现实,产生强烈的挫折感。在全社会普遍性焦躁与缺乏安全感的现实中,对社会的不满情绪推波助澜地表现为仇医、仇富等非理性情绪,淡化了攻击无辜的罪责感。医疗资源的分布差距,特别是优势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引发了高水平医院的人满为患。医生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下,在每天接受他人病痛等负性信息的环境中也难以实现符合每个病人期望的治疗过程。由此引发病人期望与治疗效果之间的冲突,激活了病人对医生群体的不满情绪。对于个别以恶意攻击为手段的犯罪人而言,其目的在于引起社会疼痛,申张其个人的所谓“正义”。因此,他们往往从社会最敏感的环节下手。刺杀医生、儿童、司法与执法人员的案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本身,正是这类犯罪人实现目的的过程。当某一案件发生后,有着类似动机与行为意向的个人也会从社会反应中得到启示,学习模仿类似的犯罪手法。希望据此引起社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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